一组数字，先在法学圈里砸出了声响。171万——这是2018年中国监狱的在押服刑人员总数，位列世界第二。121——这是我国每10万人口中被监禁关押的人数，也就是＂关押率＂。放眼邻国：印度35，日本38，印尼92。 再看少年犯占比：俄罗斯0.2%，印度0.1%，日本只有0.04%，而我们是0.8%，比日本高出整整二十倍。把这些数字摆上桌面，拍案发问的人，是清华大学谭兆讲席教授张明楷。 可就是这个被奉为＂刑法教科书之父＂的人，这些年却反复在说一句让体制内外都犯嘀咕的话：我们的刑罚，太重了。张明楷不是情绪化的人。他的论证习惯，是先把尺子立好，再量长短。 二战前，日本法官对86.23%的故意杀人犯判处五年以下自由刑；二战后到70年代，对40%以上的杀人犯判三年以下；就连80年代以后，仍有三成的杀人犯被判三年以下。 美国——这个被称作＂重刑国家＂的样本里，一份实证研究里的1648个被告人，最后被定罪的843人中，监禁刑占比不到5%，刑期75%不超过90天。罚金大多不超过500美元。 反观我国，法官量刑时习惯＂中间偏上＂。能判十年的，很少从三年起手；能判死缓的，总要先想想立即执行行不行。 张明楷在课堂上做过一个推演：假设罪大恶极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故意杀人罪，不法程度是100、责任是100，加起来200可以判死刑。那故意杀害3人，不法程度就是300——是不是该顶格判？ 他摇头。这是一种＂想象更重法定刑＂的思维惯性——法官在量刑时，心里自觉不自觉地给自己架了一把比法律更重的尺子。 于是法定最高刑成了常态刑，中间刑成了底线刑，最低刑几乎没人敢用。这不是法官坏，是制度在推着人走。 张明楷把更锋利的刀，指向了考核指标。一个嫌疑人被拘留、逮捕之后，在我国基本上不可能被宣告无罪。为什么？ 不是因为他一定有罪，而是因为＂无罪＂两个字背后，牵动着一整条利益链条。公安的破案率、检察院的起诉率、法院一审的改判率、二审的发回率…… 每一个百分比，都挂着具体某个人的奖金、晋升、面子。一个案子如果一审判有罪，二审改成无罪，对二审法官是政绩，对一审法官就是污点。 于是检察官要阻止法院判无罪，一审法官要阻止二审改判，而公安呢，恨不得送到检察院的每一个案子都＂板上钉钉＂。公正需要距离。 张明楷借用意大利法学家的话说——在侵害者与受害者之间，必须有一个中立的第三者。可当第三者的工资、绩效、乌纱帽都和＂定罪越多越好＂绑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第三者就不再中立。 更要命的是罚没收入。罚没的钱表面上缴地方财政，实际上大部分返还给办案机关。办的案子越多、罚得越狠，单位的小金库越鼓。 张明楷十多年前就在吼：所有罚没收入直接上缴中央财政。不解决这一条，刑事司法谈不上公平。这话说得够狠。狠到什么程度？狠到他自己也知道，短期内推不动。 反对他的声音从未断过。最常见的质疑是：＂重刑不是维护社会治安的灵丹妙药吗？老百姓看到罪犯被重判，心里才安。＂张明楷掰着指头给你算：美国刑罚最重，犯罪率最高；日本刑罚最轻，犯罪率最低。 我国2000年之前，故意杀人罪发案率是上升的，2000年之后是下降的；可2000年之后对杀人罪的量刑，不是更重了，是更轻了。2016年，我国每10万人命案发案数只有0.7起；2023年，这个数字降到了0.46。 一句话——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。既然如此，刑罚为什么还要那么狰狞？他举过一个让学生笑出声的例子。 2021年12月，在清华本科生的刑法总论课上，他说：＂在全民离不开手机的年代，可以把禁止使用手机作为一种刑罚。＂坐在前排的一个学生脱口而出：＂那太难受了！＂全场哄笑。但笑完之后，是沉默。 张明楷讲这个段子，不是逗乐。他想说的是——刑罚的本质是痛苦，但什么构成＂痛苦＂，是随社会变迁而变的。 没有私家车的年代，禁止驾驶不是刑罚；私家车普及了，吊销驾照就是重罚。公民享有的权利越多，可以用来当作刑罚的手段就越多。 那么，在一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度，为什么还要死守住＂关进监狱＂这一种粗暴的办法？张明楷开出的药方，大致四味。第一味，降徒刑。让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适用率，逐步压到2%左右乃至更低。 盗窃罪的＂数额巨大＂起点，建议从几万元提到30万至50万元；＂数额特别巨大＂的起点，提到300万至500万元。听起来惊世骇俗，但他的逻辑是——社会在变，钱在贬值，可司法解释里的数字还停留在二十年前。 第二味，提缓刑。德国、日本、美国的缓刑适用率都很高，中国却一直偏低。他说，青少年犯罪一旦投入高墙，正常教育、家庭温情、就业机会全断，出来就是＂再犯高风险人群＂。与其制造一批新的罪犯，不如用缓刑给他们一次机会。 第三味，扩罚金。罚金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——不交叉感染、不毁家庭、不断生计。缺点是对穷人太重、对富人太轻。 张明楷的办法很土，很实在——让富人分期缴纳、本人亲自到场缴纳、拉长缴纳期限。